文化史学术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其真伪的辩论往往也最为激烈。而有时，由于当时时代气氛、学术语境的缘故，而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以及学术考辨的疏漏，往往使某些大师的思想遭到遮蔽或变形。然而，当历史从其新的思想阐释角度澄清谬误，还思想以原初的真实面目时，走出“疑古”时代就成为必然。同时，这种对古代文化哲学精神的现代反思，也将使时代悖论中的宇宙人生智慧浮上历史地表而历久弥新。

阐释不尽的老子，尽管其某些具体的说法因抽离了时代语境而显出意义的迷思，但其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智慧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却无疑具有超越时空而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

一、走出“疑古”思潮的老子研究模式

老子其人其书在本世纪初“疑古”学术模式中遭到了时代文化的误读，并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论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而其人究竟生于何时；然后，才是《老子》是否由老子所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人，使我们无法不重视他的看法。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老子”。第一个是名李耳、字聃的老子，第二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当然，从司马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后两个用“或曰”，有聊备一说之意，尤其是对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也”。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倾向于“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正因为司马迁未有完全肯定的说法，使得历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许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并形成长期的争论。

中国学术史上，最初对老子提出疑问的是北魏的崔浩，其后，唐代韩愈否认孔子曾师从过老子。宋代以后，因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有人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至清代，汪中和崔述坚持老子并非李耳，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

到了本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而确认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这一点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其后，张煦又反过来全面批驳梁启超。于是，引发了学术界一场时间长、牵涉面广的关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论争。

重审这场论战，不难看到，坚持“早期说”即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而略早于孔子的李耳的有：胡适、唐兰、郭沫若、黄方刚、马叙伦、高亨、詹剑峰、陈鼓应等。坚持老子是战国末期人即“晚期说”的有：梁启超、钱穆、罗根泽、谭戒甫等。当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老子其人。持这一看法的孙次舟认为：“老子并无其人，乃庄周后学所捏造。《老子》书，亦出于庄周后学之手。”是庄子学派所虚构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寓言人物。这一学术背景和知识动机颇为复杂的“疑古”与“信古”的论战，前后持续了约十五年之久，从事古代典籍和思想史研究的名家通人，几乎都参加了这场重大的学术论争，其文字著述大多被收人《古史辨》的第四册和第六册中。

其实，如果我们走出“疑古”和“信古”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释古”的新的学术视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史记》中，已经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老子的存在。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老子即老聃，而且认为其年代要略早于曾向他问礼的孔子，并著有《老子》一书。而先秦时代所记述的有关老子的内容还有一些材料出自于《庄子》、《礼记·曾子问》、《吕氏春秋》、《论语·述而》、《论语·宪问》等，《战国策·魏策》和《战国策·齐策》中都提及老子，《荀子·天论》也有老子的叙述，《韩非子》中除有《解老》、《喻老》以外，还有数条引述，分别在《主道》、《六反》、《难三》和《内储说》中。以上古籍尽管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或三言两语地提到老子，但却共同构成了个较为完整的老子形象。因此，老子不应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是已然从历史的有意或无意“误读”中浮现出来：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为楚人，生于春秋末期（即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丘约年长20岁），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职，孔丘曾向他问礼。其后，他著有五千余言的《老子》。

二、在“释古”语境中的老子思想

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老子》一书的名称起码有六个，即《老子》、《道德经》、《道经》、《德经》、《德道经》、《五千言》等。《老子》的原貌如何？有多少章？上下篇是怎样划分的？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老子》一书是否出于李耳之手？究竟是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成书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梁启超在评胡适《中国思想史大纲》时，用“六条证据”断言《老子》一书出自战国之末，以后，有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张季同、罗根泽、冯友兰、熊伟、张西堂等学者撰文，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书。他们所依据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时代精神、语体文风、语言方式、流播方式、学者引述、民俗习惯等，以此判断其为战国时书。

如梁启超认为，老聃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与《五千言》中那种反礼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象为老聃所书。老聃有一句话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话。并从《老子》中找出了“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词，认为不是春秋时人所能作，而是战国时的用语，并认为墨子孟子书中未论及老子。罗根泽认为，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提出“不尚贤”，那么，“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钱穆认为：“孔墨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质实，而老独玄妙。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是战国时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如《论语》)。而顾颉刚认为《老子》是赋体，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罗根泽和冯友兰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几乎剥夺了老子的著作权。

其实，以上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此不具引。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哲人的思想早年与晚年发生变化的可谓多矣，或许正因为老子深知礼的弊端，才由知礼到反礼的；至于战国辞语问题，只能说明《老子》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尚贤”在先秦文献中不独为墨子的专利；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说明其时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为谁也不敢说《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庄子也未提到《孟子》，这并不能证明《易》、《庄子》是伪作。至于文体，我以为《老子》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似更接近于《诗经》。《诗》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私人著作当以《论语》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经不起推敲。

当然，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确是老子所作的学者也有不少，如胡适、唐兰、郭沫若、吕思勉、高亨、詹剑峰、陈鼓应等。他们坚持认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关时所写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吕思勉的意见，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老子》书辞义甚古，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俱足证其时代之早。”又在同页注中指出：“全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盖后人所加，与东周时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书中无男女字，但称牝牡，足见其时之言语，尚多与后世殊科。二也。”并认为《老子》并非南方之学，而是北方之学。

我以为，《老子》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因此，所谓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说法，在我看来其依据尚不充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将文献材料参照地下的出土文物，以这种“二重证据法”，确定老子及其书的真面目。

1973年12月，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现了帛书《老子》的两种抄本，世称甲本和乙本。甲本字体处于篆隶书之间，不避“邦”字讳(汉高祖刘邦)，所以，断其抄写年代当在高帝之前。乙本字体是隶书即今体，避“邦”字讳，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见其抄写年代应在高帝时期，当与甲本相隔不远。甲本与乙本距今都已经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一书的抄本之一。《老子》帛书的发现，证明了《老子》绝非汉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经流传。

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大批竹简，其中竹简《老子》（郭店节抄本）距今2300余年，虽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却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仅发现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值得学界认真地比较和研究，而且将《老子》的年代比帛书《老子》往前推进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证明《老子》的时代起码当在战国中期甚至更早。

不妨说，依据《史记》和前人的考释，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拥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权。当然，这一说法仍然需要学术实践加以检验，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广泛的“书证”（即文献）和“物证”（即出土文物）的支持，坚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孤证不足以定论”的原则，以得出更符合历史原本原貌的“理证”，从而存真复原；另一方面择善而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

因此，是否可以说，《老子》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对话体，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在其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

三、老子思想的世界性意义

老子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哲学现象。

首先，老子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问题，一个具有二重性的矛盾体。一方面，老子是“礼”家，据载孔子就曾向其问过“礼”，但是他晚年又对“礼”加以尖锐地抨击，然而，在《老子》一书中，却又大谈慈、俭、孝、祭祀等有关“礼”的问题；老子强调“道”的本源性和宇宙的生成性，但又认为其不可说，把“道”神秘化、虚无化地遮盖起来，从而在语言与“道”的关系上构成一对矛盾体；作为隐者，作为“不言”、“贵言”、“希言”的倡导者，他不著述不收徒，但偏偏在出关的时候，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思者自道”，这种发愤著书与他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确乎是一种矛盾；他的著述被有人认为是“阴谋家的治世之术”和“君人南面之术”，但他在书中却又明明白白地反对专制独裁统治，反对战争，反对一切社会的不平等。这诸种矛盾，无疑构成了老子的神秘面孔和《老子》一书的神秘色彩。

老子那种退回源头，主张无知、弃智的作法，引起许多学者的批评；他那种清静无为，柔弱取下，也被看成不思进取；至于“小国寡民”，更被人看成是一种退回到原始社会的消极思想。也许这些都是可以批评或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无论如何，老子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通过“道”反对了神、上帝这种有神论的哲学源头，同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建立了哲学的概念、范畴和体系，中国哲学一系列带有本体概念的提出和范式的建立，都与他相关。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这一部“哲学诗”或“诗性哲学”，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的思维和诗学品格。老子的贡献是抹煞不了的。

老子的思想智慧，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外儒内道”、刚柔相济的观念，制约着中国文人的心理张力结构，规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自身的完善。他的思想不仅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教育、政治、法律、经济、逻辑学、心理学和宗教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意义。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汉代以后逐渐被神化和宗教化，成为道教的教主，称为“太上老君”。但他的思想尽管与道教有联系，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老子的思想对后代道家的派别有很大的影响，从先秦到明清，受老子影响的道家学派很多，如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派；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以养生为中心的养生派；以汉代扬雄为代表的强调“玄之又玄”的玄学派；以汉代刘德为代表的知足派；以魏晋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派；以及在“道隐无名”宗旨影响下的隐逸派等。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老子和老子其书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的重要经纬。

老子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对西方也产生过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最晚在隋代，《老子》一书就传到了日本。而平安朝初期，大批注释《老子》的书籍，如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唐玄宗、成玄英等人注释本相继传到了日本。到了德川时代，日本形成了自己的老子学派。20世纪的日本学者对老子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出版的译注本和研究著作达300余部。

在西方，从上世纪到本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了近百种《老子》译文。1823年有法译节本出版；1842年法国出版了《老子》的全译本；1872年前后有了《老子》的德译本和《老子》的英译本；1893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等从德文本转译了《老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现了“老子热”，到八十年代初期，德国出版的《老子》译本就有十余种。尤其是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晚年在黑森林时，案头上就放有一本《老子》。他晚年的思想，尤其是关于“道”、关于“语言”等，都与老子神秘的东方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同样，俄国学者对于“老子学”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近几十年来，美国学者也非常重视“老子学”的研究。比较重要的译著和研究著作有：林语堂编译《老子的智慧》，布莱克尼编译《生活之道》，陈荣捷著《老子之道：道德经》，R.G.亨瑞克斯译《道德经》，A.赫思亚编《道：东方与西方的接受》，M.拉费吉著《道与方法》等。

老子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思想。老子的思想在当前全球的消费主义和数字化复制浪潮中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在生态平衡、生存竞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面前，老子无疑是一种警世之钟，告诉人们以智慧之思看生命之道、社会之道和宇宙之道。

老子见素抱朴的思想智慧，并不会随时代的飘逝而消亡，他那禀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将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纪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全新的影响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