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入父系社会后，形成了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格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形态。女性沦为波伏瓦笔下的“第二性”，降为男性的“他者”。男人是社会的轴心，操纵和支配着社会上的一切。女人只是社会和男人的附属品与消费对象，她们的自我价值完全被忽略。在男性设立的规则下，女性承受着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压制和奴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全方位的禁锢。然而，事物不能永远处于失衡状态，女性也不会永远屈从于被奴役的地位。在承受着男权社会压迫与摧残的同时，她们也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不懈的抗争。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与我国现代女作家丁玲(1904-1986)既是女性意识的先知先觉者，同时又是女性意识的大胆表现者。她们从女性的视角，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反抗旧礼教、旧传统的巨大勇气，叙写了一系列女性争取经济独立和婚姻自主的故事，用作品诠释了所处的那个时代女性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的趋势，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在本国以至世界的女性文学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作家的思想意识必然并且主要从她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所以，谈论作家的思想意识不能脱离对作家作品的审视。本文拟由作品分析入手，深入探讨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差异。

二、丁玲与简·奥斯丁作品的相似性认知

丁玲和简·奥斯丁属于不同的民族，身处不同的时代，可是她们凭着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悟和对自由平等的一致追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题材和描写对象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理解。

1.丁玲早期作品和简·奥斯丁作品的题材、主题相似，都是家庭与婚恋。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封建的清朝统治刚结束不久，群雄四起，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18世纪后期的英国，北方工业迅猛发展，南北方矛盾日益加剧，拿破仑战争正在打响。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作家提供了很多宏大的写作题材，但是，丁玲和奥斯丁都避开了重大社会事件而把平凡的家庭生活作为叙写的重点。她们以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作为主题，通过对女性婚姻状况的描写，抒发了作家自己对女性独立的呼吁和对父权统治的抵牾。例如，丁玲的《梦珂》主要叙写女主人公与几位表哥的感情纠葛，《莎菲女士的日记》主要勾画莎菲在苇第与凌吉士的感情漩涡中的心理路程；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重点讲述伊丽莎白与达西迂回却又浪漫的爱情故事，《劝导》则重点描写安妮·埃利奥特和温特沃思曲折感人的结合之旅……

2.丁玲早期作品和简·奥斯丁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相似，都是反叛女性。女性在文学的世界里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在简·奥斯丁以前的英国和丁玲以前的中国，女性作家虽然并不少见，但她们还同男性作家一样，站在男人的立场，以男人的视觉、听觉和感觉，为男人言说和描写，女性只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学上的空缺现象从丁玲和简·奥斯丁开始发生了转变。这两位女作家以极大的热情和专注力表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心理、生活和命运，刻画了大量性格各异、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不是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毫无主见的弱女子，也不是没有男性就无法生存的娇弱的菟丝花。

她们天资聪慧、个性独立，勇于追求平等而真挚的爱情；她们不向命运屈服，敢于追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堪称传统社会伦理的“叛逆分子”。如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因为瞧不起苇第的懦弱而对他不假辞色，因为喜爱凌吉士的“美貌”而不顾社会舆论主动追求，之后又因为发现凌吉士美丽皮相下卑劣的灵魂而果断地离开他；《阿毛》由于自己的理想被扼杀，不惜用自杀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再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坚决拒绝了父母安排的与柯林斯牧师的婚姻，且对初识时傲慢的达西给予无情的嘲讽；《劝导》中的克罗夫特太太，她不仅不盲目服从丈夫，而且时时纠正他的错误，并激励他努力做事。尽管这些女主人公有时带有偏见，态度偏激，但她们都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有了根本的区别，闪耀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光芒。

三、丁玲简·奥斯丁作品、女性形象塑造的差异解读

1.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反叛的程度差异。(1)丁玲笔下的反叛女性的抗争态度非常坚决。在丁玲笔下，女性因为承受的苦难异常深重，所以她们对独立、平等的渴求十分热切，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也相当激烈而决绝。以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为例，梦珂是一位青年教师，她为了免于在表哥们的求爱竞赛中迷失自我，毅然离开了姑妈家；为了维护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模特的尊严，她从学校愤然离职；为了获得独立的人格，她又决然去做了演员。

梦珂的抗争从一开始就是清醒的、主动的，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实现自己愿望的途径都有清晰的认识，尽管她最后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丁玲作品的女主人公大都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对幸福的热切向往，但是男权社会对女性长久以来密不透风的压制，使她们抱负不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内心充满痛苦和愤懑，因而这些女性与社会抗争的态度极其坚决。(2)简·奥斯丁笔下的反叛女性的反抗态度比较温和。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简·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形象对男权传统的反抗则温和得多。《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虽然对父母为她圈定结婚对象一事心存不满，但主要是因为柯林斯本身的粗鄙，而不是对社会加诸于女性的压制的反抗，最后在找到了既绅士又富有的达西先生后就满心欢喜地嫁了，成了一个男权社会中“完美的贵夫人”。《劝导》里的贵族小姐安妮·埃利奥特同青年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出身卑贱、没有财产而极力反对这门婚事。虽然安妮在八年后与温特沃思冲破阶级界限而结成良缘，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安妮在最初的确是屈从了传统的婚姻规范，忍痛与心上人解除了婚约。而当她与温特沃思重新在一起时，温特沃思已经升了官，发了财。很显然，无论伊丽莎白还是安妮·埃利奥特，她们最后的美满婚姻都不能算是对男权社会坚决抗争的胜利，相反的，都带有很大的妥协成分。

2.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反叛的方式差异。(1)丁玲作品中的反叛女性大多以与婚姻、家庭决裂为反抗方式。在中国，婚姻历来是束缚女性感情自由的强有力工具。正是因此，丁玲作品中的女性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通常选择了与原有婚姻的决裂。如，莎菲是一个情窦初开的花季少女，她独自一人客居他乡，身边没有什么朋友，又得了肺结核，医生建议她“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这就无形中拉开了她与周围人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莎菲热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和她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以终结自己的焦躁与孤独。可莎菲又是叛逆的、坚持自我的。苇第虽然对莎菲一往情深，但莎菲认为苇第并不了解自己，她要的是平等并相互理解的爱情，灵与肉的真正契合，因而并没有和苇第走到一起。后来她对凌吉士一见钟情，深深地着迷于他那“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和“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随即主动地接近凌吉士。但是当她看出凌吉士被“燃烧的情欲”所左右而“从卑劣的思想中发出的更丑的誓语”时，莎菲断然结束了与凌吉士的关系，保持了灵魂的清醒与人格的独立。(2)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反叛女性选择在婚姻和家庭内部消解与改造男性为抗争手段。与丁玲作品中的反叛女性不同，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女性往往选择在婚姻和家庭内部进行抗争。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当家中的男性软弱无能时，她们则挑起家庭的重任，替代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比如伊丽莎白，她的父亲班纳特玩世不恭，缺乏家庭责任感，她就勇敢地承担起保护姐姐吉英和劝诫妹妹丽迪亚的责任；在丽迪亚与人私奔，出现家庭名誉危机时，她四处奔走，寻找解救之策，等等，表现出超乎一般男性的智慧与果敢。其二，当她们发现男性身上有明显的缺陷时，会对他们加以改造。简·奥斯丁认为女性有与男性同等水平甚至超越男性的智力和理性，完全可以充当男性人生的导引者。如，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通过多次语言与文字的交流，使达西认识到自己傲慢、冷漠的所谓贵族风范是多么的狭隘、可笑。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位作家的作品特色：丁玲作品的女主角大都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的人生历程，她们对现实充满了愤懑和憎恶，因此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多是以极端甚至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读后使人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痛楚；而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命运虽然也不乏曲折与坎坷，但最终却都能找到自己美满的爱情，幸福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因而给读者一种快乐、明媚的心理感受。

四、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差异及其深层根源文学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作品角色的思想感情、意志情绪、心境体验等都是作者对社会、生活、情感体验的委婉、曲折的表达。而作家的思想情感却是她们本身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的内化。从丁玲与简·奥斯丁的作品来看，虽然都是以婚姻和爱情为主题，且都以反叛女性为主人公，但人物的性格、命运和故事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决不单是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手法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作者思想深处女性意识的差别：丁玲对她所处的男权社会及其伦理观念深恶痛绝，认为不推翻旧体制便不可能实现女性的独立与自由，也不可能有男女之间的真正爱情；而简·奥斯丁的作品反映了她通过体制内的改良就可以使女性获得纯真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理念。同样是女性主义作家，之所以会在女性意识上有如此大的差别，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家庭环境等根源。

1.丁玲与简·奥斯丁所处的不同社会背景。丁玲所处的年代，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统治延续了几千年，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制度给予了男人极崇高的位置和权势，男人是社会的轴心，女人只是社会和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不仅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即使在家庭中，也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没有财产继承权，也没有家庭大事处置权，连她们自己的婚姻，也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既是中国女性的一贯行为规范，也是她们毫无自主权利状态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如一声春雷，惊醒了还处在困顿中的中国女性，她们要求改变对自己的传统角色定位，参与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让社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很多青年女性突破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纷纷进入女子学校读书。丁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学校的。她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受到五四浪潮的激荡和进步人士的思想行动的感染，也接受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及妇女独立自主等观念，先进的思想意识与陈腐的旧制度旧礼教发生激烈碰撞，使得丁玲成为一个义无反顾的叛逆者。

简·奥斯丁生活的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传统的父系权威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明显的弱化，但并没有完全消退。一方面，女性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她们没有继承家产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社会地位取决于其配偶的地位，除了依靠丈夫则无从获得经济收入。即使像简·奥斯丁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也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所以简·奥斯丁小说中所有的年轻未婚女子都在等待一张长期饭票以期让自己未来的生活不至于受冻挨饿。而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处于经济的攀升阶段，此时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未充分暴露出来，特别在乡村中，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此外，当时英国的婚姻法规对女性权益也给予了一定的保护，如规定一旦结婚，丈夫就不能随意毁坏婚约或遗弃妻子，即便离婚，丈夫也要付给妻子一笔补偿金。因此，简·奥斯丁心中不可能有丁玲那样互相激烈撞击的复杂冲突，对旧观念施加于女性的压抑与禁锢也不可能体验得像丁玲那样深刻，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叛逆者。

2.丁玲与简·奥斯丁生活的不同家庭环境。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豪门家族，她祖父当过大官，父亲中过秀才。家中的封建礼教氛围浓厚，对女性的约束非常严格。丁玲从小就深深领略到了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命运的凄苦。而丁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作为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丁玲的母亲从小就有机会读书看小说，心中早已暗暗地产生了民主革命思想。她在丈夫死后变卖家产，带上子女回到娘家。一面抚养子女，一面刻苦求学，还报考了女子学校，放开骨折的小脚，忍痛在操场上跑操。母亲生活的苦状及其面对生活的勇敢，深深影响了丁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同家庭、婚姻的决裂也十分彻底，她们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爬出来，从令人窒息的男权禁锢中挣脱出来，去寻找作为“人”的价值———正如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

简·奥斯丁一生中大部分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思想与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乡村，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眼界与思想。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汉卜夏郡斯蒂文顿教区的教区长，兼管邻近的两个教区，靠着两个教区的收入，加上招收学生，养活九口之家，维持着农村中等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简·奥斯丁的生活圈子主要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她本人过的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悠闲生活，正如她书中描写的那样。

她接触到的基本都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状况。悠闲富裕的生活环境，使奥斯丁得以阅读很多书籍，拥有了写作的基本条件，而落后的教会家庭与相对闭塞、狭窄的乡村生活又使她难以摆脱保守的道德习俗。因此奥斯丁作品中的反叛女性形象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妥协性。她们并不打算与婚姻和家庭决裂，而只想在反抗与妥协中找到平衡，在社会主流思想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

五、结语

丁玲和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对男性优越的权威加以解构，对男性的主导地位摆出了一副反叛和颠覆的姿态。她们以家庭和婚恋作为探索女性命运的切入点，以女性群体的真实状态作为自己描绘的主要内容，以反抗男权社会的时代新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对女性的聪明、智慧及自我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展示了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这种觉醒却是以对男权社会不同的反抗方式和强度表现出来的，这种艺术表现的差异实质是作家本身思想意识差异的反映，与她们所处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